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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，周二早晨。

    《明报》副刊周光宇那篇《香港精神分裂诊断书》，像一颗深水炸弹。

    在全港知识界，炸开了花。

    文章用精神病学的框架，分析了“谭张之争”的社会心理根源：

    “患者姓名：香港。症状：情感认知分离，表现为同时为《英雄本色》落泪和《英雄傻色》爆笑，且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。诊断：非病理性的精神扩容，或曰‘文化成熟症’。治疗方案：继续给药，剂量可酌情增加。即，赵鑫及其团队，请继续拍摄此类‘分裂电影’。”

    周光宇在文中写道：

    “我们曾以为香港观众，是情感简单的孩子，只能接受单一的情绪投喂。但赵鑫的社会实验证明，他们早已是情感复杂的成年人，能够同时处理悲壮与荒诞、崇高与滑稽。这不是精神分裂，这是审美能力的进化。香港，恭喜你，你成年了。”

    文章一出，全港哗然。

    某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，在课堂上，直接把这篇文章当教材：

    “同学们，这就是典型的‘认知失调理论’在文化领域的实践。赵鑫故意制造对立情境，但观众非但没有失调，反而找到了更高层次的认知和谐，他们接受了世界的复杂性。”

    台下有学生举手：“教授，那我们是该站谭咏麟还是张国荣？”

    教授推了推眼镜：“这位同学，你问出这个问题，就说明你还没‘成年’。只有小孩子，才会做选择。成年人会说：我全都要。我上午听谭咏麟的《魔法爱情》跳舞，下午听张国荣的《有心人》流泪，晚上回家看两部《英雄》，哭完笑完睡个好觉。我干嘛要选择？”

    全班鼓掌。

    更绝的是香港电台，干脆开了档新节目叫《文化心电图》。

    每周请不同领域的专家，来“会诊”香港的文化现象。

    第一期嘉宾，就是刚从马来西亚勘景回来的许鞍华。

    主持人问得直接：“许导，赵鑫说《橄榄树》不拍党派只拍人，台湾那边能接受吗？”

    许鞍华在镜头前很平静：

    “我们不是要拍政治，是要拍人性。南洋华侨机工当年回国抗日，不是为了某个政党，是为了‘祖国’这两个字。战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回不去了，有的留在云南，有的去了台湾，有的流落香港。这种离散和乡愁，才是电影要拍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，拿出一封刚收到的信：

    “这是在槟城找到的，一位老机工的儿子写来的。他父亲1942年死在滇缅公路，尸骨都没找到。信里说：‘如果你们拍电影，请告诉我父亲的故事，告诉人们，有一群南洋仔曾经为一片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，付出过生命。’政党为了某种目的，总把事实当作道具加以利用，但电影制作不能。”

    演播室里安静了。

    许鞍华眼睛微红：“我们拍《橄榄树》的原因。不是为谁唱赞歌，是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，作为一个人，我们不能忘恩负义，需要我们用镜头，做一次郑重的回响。”

    节目播出当晚，TVB热线接到超过两百个电话。

    有南洋华侨后代说“我阿公就是机工，谢谢你们记得”；

    有年轻观众问“电影什么时候上映，我要带全家去看”；

    甚至有位退休的历史老师说“我可以提供当年昆明航校的资料”。

    赵鑫在片场看完节目录像，对许鞍华说：“你看，香港真的成年了。他们开始关心历史，关心真实，关心那些比娱乐更深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点头：“但压力也更大了。这么多人期待，我们拍不好就是罪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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